*本文写作得到黑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项目”周代师类群体研究”（2023-KYYWF-1595）资助。
[1] 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
[2] 黄盛璋：《扶风强家村新出西周铜器群与相关史实之研究》，《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安：人文杂志编辑部，1984年。
[3]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王慎行：《师鼎铭文通释译论》，《求是学刊》1982年第4期；黄锦前：《师臾钟及相关铜器系联研究》，《文博》2019年第1期；周言：《也谈强家村西周青铜器群世系问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
[4] 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10页。
[6]《说文解字》，第288页。
[7] 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第115页。
[8] 郭沫若：《殷契粹编》，《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29-530页。原文称“五年琱生簋”为“召伯虎簋”。
[9] 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7页。
[10] 孙诒让著，戴家祥校点：《名原（下）》，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4页。
[11] 王国维：《观堂古金文考释·毛公鼎铭文考释》，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石印本。
[12] 裘锡圭：《说“仆庸”》，《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
[13]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鞀》，《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第67页。此文称“庸”从庚从用，“庸”字早期字形为从庚从同。
[14] 朱凤瀚：《作册般鼋探析》，《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8页。
[15] 李凯：《出土文献与商周文明初探》，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139页。
[16] 顾野王撰，陈彭年修：《重修玉篇》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朱德熙：《古文字考释四篇》，《古文字研究》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18] 曾宪通：《“亯”及相关诸字考辨》，《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3页。
[19] 清代段玉裁云：“此云古文墉者，盖古读如庸，秦以后读如郭。”由前引朱德熙先生论证可知，从“”之字在战国已经读从“郭”声，但“”在战国以前尚无明确读“郭”之例；战国以后从“郭”得声的字，在西周时也没有从“”的写法。例如廓、椁等从郭得声的字不见西周金文字形，而从革从郭的鞹字，在西周金文中字形与虢一致，并没有呈现出从郭的特征，鞹字形最早见于《诅楚文》，可见虢为鞹之古字，与“”字形并无关联。这说明墉、郭二字的分化至迟发生在战国时期，更早的情况暂时难于判断。
[20] 除下述所列铜器，表示族徽还见于南鼎（《集成》1297），学者多释“南”字为“青”，细审铭文释为“南”字较为恰当，此器容庚疑伪。
[21] 于省吾先生释为“芥”，见于《甲骨文字释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04-405页；唐兰先生释为“”读为“匃”，义为给予，见于《西周青铜器分代史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22] 马承源先生认为读为“爰”，无实义。见《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
[23] 裘锡圭先生释为“任”，义为“从事”。见于《说“白大师武”》，《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18页。
[24] 裘锡圭先生释为“范围”，义为“遵循”“法则”，见于裘锡圭《说“白大师武”》，《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19页。
[25]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9页。
[26]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5页。
[2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〇，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影印本。
[28] 孔晁注：《逸周书》卷七，四部丛刊景明嘉靖二十二年本。
[29] 见史言：《扶风庄白大队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文物》1972年第6期。
[30] 根据目前的金文材料来看，“大师”一称暂未发现明确的世袭现象，笔者另有专文讨论，兹不赘述。
[31] 马军霞：《虢国综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第49页。
[32]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423-425页。韩巍：《周原强家西周铜器世系问题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第70-78页。
[33] 陈昭容：《周代妇女在祭祀中的地位——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一）》，收入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34] 耿超：《浅议姬寏母豆与师钟作器者关系及族姓》，《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103页。下文引耿超先生观点均出自此文。
[35] 关于师与姬寏母的关系，刘雨先生认为二人的先祖与文献所记录的曹国国君世系可以形成对应，故二人均为姬姓，当为兄妹或姊弟关系（《两周曹国铜器考》，《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此说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师钟出土于陕西扶风，距离曹国封地甚远，刘雨先生解释称二器大概出土于曹国的采邑之内。二是姬寏母作为女性，却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祭祀先祖的权力，刘雨先生就此作出两种推测——姬寏母在当时是一个特例，拥有异于一般贵族女性的权势和地位；或当时的贵族女性地位比我们所理解的要高许多。其后耿超先生撰文梳理了西周时期女性出嫁前后在祭祀方面拥有的权利差异，认为姬寏母应为师之妻。以目前可见的铭文来说，明确为未嫁女自作器之例几乎不见，明确为已嫁妇为母家作器者仅见蔡姞簋（《集成》4198），蔡姞作此器也并非用于自己祭祀母家父母，而是交予其兄尹叔，由尹叔主导祭祀。可见，由女性作器、祭祀本家父母乃至数代祖先，在已见铭文中尚无先例。故本文取耿超、李学勤先生说，认为师与姬寏母应为夫妻，而非兄妹、姊弟。
[36] 高婧聪：《师钟、姬寏母豆铭文所见人物关系与族属——兼论西周国家建构模式》，《管子学刊》2019年第1期。
[37] 刘雨：《两周曹国铜器考》，《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
[38] 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01页。
[39] 吴其昌：《金文世族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40] 刘雨先生认为“皇祖太公”对应《史记·曹世家》所载的“太伯脾”，“仲臤”对应太伯脾之子“仲君平”，“省公”对应仲君平之子“宫公”，“孝公”对应宫公之子“孝伯”，《史记》“孝公”之后遗漏一代，也即铭文所称的“静公”，再下一代为“夷伯”。此外，铭文中提到的“墉公”“封公”两世也为《史记》所遗漏。见刘雨：《两周曹国铜器考》，《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
[41]《毛诗正义》卷一九，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影印本。
[42] 雒有仓先生曾指出，“在殷遗民铜器上，也有'族徽’与当时使用的族名不一致的情况，典型如微氏家族铜器族徽只出现在折、丰、时期，而此前和此后的铜器铭文均称其族为'微’，这说明该类族徽只是特定时期的族氏标识和代号。”见氏著《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第18页。
[43] 伯是生称，说明西周时期必定存在一个氏名为的家族。假使我们认为既可以是氏名，也可以是谥号或者美称，那么就无法认定师之父季易父的“”是氏名，进而与虢季系联。且“谥号+排行+字”的称名形式在金文之中为数不多，季易父的“”更可能是氏名。
[44] 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01页。
[45] 吕大临：《考古图》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吴镇烽先生将师列入“墉国族”，与“虢国族”并举，似乎是将之归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封国。
[47] 强家村同窖藏出土的即簋，作器者应为师臾之父，为虢氏家族成员，恒簋的器主恒所属家族不明。此前有学者将师望器的器主师望归入强家村器主家族世系，但仅通过谥号“公”将师望与师臾系联、通过“大师小子”将师望与师系联都略显仓促，且师与师臾也并非同一家族，故暂将师望排除。
[48] 王慎行：《师鼎铭文通释译论》，《求是学刊》1982年第4期。
[49] 黄盛璋：《扶风强家村新出西周铜器群与相关史实之研究》，《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50]于豪亮：《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虢季家族铭文考释》，收入《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3页。本文引于豪亮先生观点均出自此文。
[51] 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64页。
[52] 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01页。
[53] 齐太公之生卒年无可考证，传世文献对其事迹的记载也相互抵牾，但目前来看尚无文献称太公归周在武王及其后。齐太公之卒年文献中最晚的记录称康王六年，见于《竹书纪年》，但古今多有学者质疑此说，可参见梁玉绳、顾颉刚等先生的讨论。
[54] 张亚初、刘雨两位先生于《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提出伯大师与仲大师为正副职之别，但师鼎中省称伯大师为“伯”，乘盨中省称仲大师为“仲氏”，可见“伯”“仲”当为排行，与正副职无关。
[5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西周墓葬M10的发掘》，《考古》2021年第9期，第42页。
[56] 如臤尊（《铭图》11807-11808）铭文中提到仲（競）父赐金，競卣（《集成》5425）中器主自称競。由相关史事及人物的系联可知，競与仲競父很有可能是同一人，也即御史競（御史競簋《集成》4134-4135）。再如师俗父（永盂《集成》10322）又称师俗（史密簋《铭图》5327），则西周时期名与字存在混用现象。
[57]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上册，第137页。
[58]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3页。
[59] 刘启益：《西周纪年》，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60] 此表格中括号内表示可能为同一人，虚线表示推测。
原载《出土文献》2024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编辑丨李举创
审核丨田硕